别再用“意外”给系统性失守擦屁股——“小洛熙”医疗事故

说明:下文以官方通报为主线,只写已经被调查组/权威媒体明确披露的关键事实与处理结果;对网络流传但通报未确认的细节,不当“二次放大”。

1)事件时间线(按已公开的关键节点)

2025-11-11:患儿许某熙进入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治疗,诊断包含混合型房间隔缺损、冠状静脉窦无顶综合征、肺动脉高压。  2025-11-14:实施手术;术后出现心力衰竭、呼吸衰竭等变化,抢救无效,22:03宣布临床死亡。  2025-11-17 起:卫健部门启动行政调查并启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。  2025-11-27:属地公安机关受理家属报案(早期通报披露)。  2025-12-12:法院受理家属提起的诉讼(早期通报披露)。  2025-12-14:卫健委发布阶段性通报,认定医疗团队存在多项问题,并对部分责任人先行作出处理(免职/暂停执业等)。  2026-01-12:在公证监督下,由医学会从专家库随机抽取9名权威专家组成鉴定组完成鉴定分析。  2026-02-05:宁波发布调查处置通报:事件定性、责任划分、行政处罚与追责链条公开。  另:司法进程:多家权威媒体转引信息称公安机关对涉事人员立案侦查。 

2)调查结论:错在“风险—决策—操作—监护—沟通”的全链条

官方通报给出的核心结论很直白:

本例被认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(最高等级之一),医方承担主要责任,医患双方对鉴定结论已签字确认。  鉴定组认定的主要过失包括(通报原文要点): 术前相关诊断依据不足 未进行术前多学科讨论,评估不充分 手术时机选择欠妥 手术入路选择欠谨慎、手术操作出现失误,导致二次修补、手术时间过长 术中突发情况处理及告知不及时、不规范 术后对病情严重程度预判不足,监测不到位、处置不够及时 这些过失与死亡之间被认定存在直接因果关系。 

与此同时,通报也说明:患儿自身的复杂情况增加了手术难度与风险,与死亡存在一定关联,但不改变“医方主要责任”的结论。 

3)后续处理与处罚:不是“罚酒三杯”,而是动到了证照与岗位

通报披露的处置,至少覆盖三层:

(A)对医务人员:证照+岗位+行政处罚

主刀医师:医院免去科主任职务;卫健部门吊销医师执业证书;并给予警告、罚款等行政处罚。  麻醉科主任:免去科主任职务;并有相应行政处罚(警告、罚款等)。  PICU医师:被暂停执业活动6个月,并有相应行政处罚(警告、罚款等)。 

(B)对医院管理层:处分+免职

医院党委书记:警告处分。 院长:记大过并免职处理。 分管副院长:免职处理。 

(C)对机构与监管:机构被罚、监管被责令检查整改

医院:被责令深刻检查、限期改正,并给予警告、罚款等行政处罚。  卫健委:因对事件处置研判不足、指导不力,被政府责令深刻检查并切实整改。 

一句话总结:这次处理并不“轻”,因为吊销执业证属于对个人职业生涯的硬性终止式处罚;同时管理链条也被穿透追责。 

一个孩子没了,很多人第一反应是“太痛了”。但痛并不能替代判断——更不能替代追责。

“小洛熙”事件最刺眼的地方,不是某一个环节出错,而是几乎每个关键环节都在掉链子:术前诊断依据不足、没有多学科讨论、评估不充分;手术时机、入路选择欠妥;操作失误导致二次修补、手术拉长;术中突发情况告知不及时;术后监护预判不足、处置不及时。最后,官方定性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、医方主要责任。 

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它不是“运气不好”。

它更像是一个系统把“谨慎”当成了可选项,把“流程”当成了装饰,把“沟通”当成了公关。

1)医疗最怕的不是风险,是“把风险当背景噪音”

任何一个做过临床的人都知道:儿科心胸这类高风险操作,难点从来不是“会不会出问题”,而是“你有没有把问题当成必然会来,提前把它摁住”。

多学科讨论不是写给检查看的;术前评估不是为了把家属“劝上手术台”;它们的作用只有一个:在刀落下去之前,把不确定性压到最低。

但在这起事故里,官方通报点名的恰恰是这些“底座动作”没做好。 

底座一塌,后面再努力,都是在倾斜的地基上补墙。

2)“沟通不力、缺乏人文关怀”不是态度问题,是安全问题

很多医院喜欢把医患沟通当“软指标”。错。

沟通的本质是:信息对齐、预期对齐、决策对齐。术中突发情况告知不及时、不规范,后果不只是家属情绪失控,更是信任断裂、协作失败、纠纷升级,最终挤占医生继续救治和复盘的空间。 

你不解释,公众就会自己补全;你不透明,阴谋论就会替你写病历。

3)追责不是终点:吊销执照能止血,但止不住下一次

这次处罚“够硬”:吊销执业证、管理层免职、医院被罚、监管被责令检查,甚至进入刑事侦查程序。 

但我更关心一个问题:同类悲剧怎么被制度性地拦下来?

如果复盘只落在“某医生失误”,那是最廉价的结案方式——因为它默认系统无罪,默认下一次还能靠“换个人”解决。

真正该被写进整改清单的,至少包括:

高风险儿科手术的强制MDT门槛:没有讨论纪要、没有一致意见,不得上台。 关键节点的标准化告知与记录:告知不是“说过了”,而是可追溯、可核验。 术后监护的预警阈值与升级机制:把“经验判断”尽量转化为“制度触发”。 病历质量治理:不是“写得漂亮”,而是写得完整、写得可验证。通报里已经点出“病历书写不够准确、全面、规范”。 

这些东西不解决,吊销十张证也没用。因为系统会继续生产“侥幸”。

4)公众需要的不是情绪出口,是可验证的真相

这类事件之所以反复引爆舆论,不是因为大众“更爱闹”,而是因为大家都明白:

医疗是少数你无法用价格、用选择、用努力来兜底的领域。

你今天看热搜,明天可能轮到你自己在手术室外坐着。那一刻你想要的不是口号,而是“这家医院到底靠不靠谱”。

所以,面对悲剧,最该被捍卫的不是面子,是机制;不是“形象维护”,是“错误如何被阻断”。

把真相讲清楚,把责任打穿,把制度补上——这才叫对生命负责。否则,每一次“深刻反思”,都只是在给下一次事故攒素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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